作者丨枫叶君来源丨枫叶君评（fengyejunping)有报道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于8月率团访问台湾。胡锡进说，佩洛西要去，建议解放军在适当距离上“伴飞”其专机，同时进入台湾岛。老胡总有高招儿，只是不知军方是否会采纳。我想说，先等等，看这位美国左派大妈有没有这个胆，她要是不敢来，老胡也就不用忙活了。最近天热，除了山火，人心躁动，各地都颇有坐不住之感。7月1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德黑兰，将与伊朗总统莱希以及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三国峰会，讨论一些紧迫的地区问题，其中包括叙利亚的冲突以及联合国支持的解除对乌克兰粮食出口的封锁、缓解全球粮食危机的问题。对于普京此次访问，美国之音揶揄道，俄乌战争已使俄罗斯变成“国际弃儿”，普京的德黑兰之行目的在于和同样遭到美国严厉制裁的伊朗抱团取暖。可是，对于正在华盛顿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夫人，美国之音却称之为“高调访问”，报道说，“在泽连斯卡娅前往会晤布林肯时，宾夕法尼亚大道旁并排悬挂着蓝黄两色的乌克兰国旗和美国国旗。”谁是对手，谁是朋友，亲疏远近一清二楚。光国际上清楚没用，国内也必须清楚，因为我们大多数人还是生活在国内。过去有句话：“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有人说这话是毛主席说的，但毛主席并没亲自做过批示，所以至今众说纷纭。但至少说明一点，而且是真理，那就是，学习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儿。我听过一位著名教授的演讲，讲得很好，明明生活在现今，却给人以过去那种谦谦君子、除了实话别的啥话也不会说的长衫教授风范，让人很是钦佩，倍感亲近。心想，这样的教授才不是叫兽，这样的专家才不是砖家，可造就之才啊。可是，很令人失望，听说他下岗了。教授没了讲台，和京东快递员没了电驴子一样，顿时股价暴跌。我猜想，原因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恐怕就是，没有认真学习。这位教授让我想起我当年一位同窗。身为贫苦农二代，却时时向往等级社会的高层。虽是法律专业的学生，却对法律充满鄙视，别人言必称希腊，他是言必称县长书记，常说的话是：法官有鸟用？检察官有毛用？律师更不值一提，书记一句话，他们都得乖乖照章办理。也许心有所想，事有所成，此君当过班长，也干过学生会主席，曾经和校系领导勾肩搭背，谈笑间各种废话连篇的会没少参加。毕业后去了某市府，后又到信访办，不知是否帮有难群众解决了问题，还是又把谁谁发送回原籍，同时通知地方，好好教育，以后不准随便跑出来闹事儿。为什么我会由著名教授联想起农二代？因为他们各自所处位置，同他们的追求目标，存在某种不搭。教授很有名，不管出身如何，总之是有社会地位，钱也不少拿，但是每每谈起社会，总是感叹某些不公，呼吁人间平等，体恤那些底层人士，言谈间充满人文关怀。所以，他更多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他人，具体说是他人中的弱者。一句话，他并不苦，看别人苦，他很难受。那位农二代则相反。出身底层，不说苦大仇深吧，起码好事儿轮不到他，分西瓜准是最小那个，分桃子准是最烂那筐，好不容易分本挂历还缺俩月，就这待遇。按理说，他应该对现实不满，因为出身和成长经历让他对不平等感触颇深，也可以说，他本身就是受害者，他应该和那位生活颇不错的教授有相同追求，求平等，反不公。因为，就他而言，这是在为自己争。可是，恰恰相反，他不仅不反对社会上的不公，反而希望这种不平等保持下去。不然他也不会对法律和法律人嗤之以鼻，而以领导的行政命令马首是瞻，内心确信，什么法律，什么规则，都不如领导一个哈欠管用。有人或许觉得奇怪，此公莫非是受虐狂？被底层了多年还觉得不过瘾？这种理解完全错了，因为没有领会精髓，人家这样站队，并不是说他现在就是特权，或者甘愿在这种等级制下受罪，人家是拿青春赌明天，简言之，各种不平等千万别取消，变本加厉也行，你们只管在前面搞，我作为后浪很快就拍着赶上去。有没有道理？当然有。此君是农二代不假，可是他就一定永远一辈子都是农二代？万一翻身了呢？因为人家喜欢等级制，不想和同出身的人一起迎接平等，而是希望后来者居上，过去我是底层，受人踩，如果我将来翻到别人身上，那就是熬出来升上去的农二代，那些三六九等的好待遇不就是我的了吗？著名教授的理想是，大家都平等，都一样。可农二代不这么想，谁上去谁享受，千万别把三六九等取消了，否则有志青年没去处。这就是那位著名教授和那位农二代的根本区别。小时候，我们虽然比现在穷几倍，但心明眼亮，看电影，看小人书，一看打扮就知道谁是自己人。比如，先看服装，如果该人物衣着破烂，甚至脚下没鞋，那他绝对是好人一枚，衣越破，鞋越烂，其思想品质就越过得硬，是最可以团结和依靠的力量。反之，如果这人衣着光鲜，吃得还好，十有八九是坏人，或地主，或资本家，最不济也得是个可以通过教育改造过来的小布尔乔亚。这种火眼金睛般的观察力维持了好多年。直到后来才终于发现，这种以貌取人的判断标准很二百五。因为按照这套路子，《白鹿原》这本小说就是瞎扯，且不说思想有问题，起码不真实，白嘉轩根本就不会跟长工鹿三称兄道弟，应该时不常没缘由地给鹿三几鞭子，踹上几脚，而绝不是坐在一起大口吃面。多年前我去伊斯坦布尔搞报道，在等待外长联合新闻发布会前，坐在旁边的一位罗马尼亚外交官见我是中国记者，很高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随身听，一摁按键，播出的居然是《国际歌》。我警惕地说，这四周都是敌对势力，待会儿找个没人的地方，咱们好好聊。他这才把东西收起来，告诉我他以前是罗共。当时东欧剧变已经好几年了，我知道，他这是憋的，一准儿把我这个中国人当知音了。这位罗马尼亚外交官无疑是记住了导师列宁的话：不管你是咋样的人，你都能凭借《国际歌》的熟悉曲调，为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可是，这种招数不能机械地使用。就算农二代当年还很穷的时候，若著名教授遇到他，也绝不能仅凭出身这一条就将其引为同道。因为，你教授想追求众人平等，而农二代不这么想，就是在他餐餐腌萝卜条的年月里，他也不会认同教授，因为他有自己的追求，那就是，只要混出来，就不用天天腌萝卜条了，天底下好吃的全归他一个人。就这点而言，他下的棋比教授更大。在《白鹿原》中，白嘉轩和鹿三就是一伙儿的，尽管一个有地，另一个干长工，但两人是生死兄弟，同为劳动人民。只有认清这点，才不会受人蛊惑，发生嘉轩欺压鹿三、鹿三揪斗嘉轩的悲剧。说到底，人在世间走，想弄清谁才是和自己一伙儿的，别的标准都不行，只一条，那就是价值观。从逻辑上，并不能必然推导出穷人一定会要平等，官二代必然追求特殊化。如果价值观相同，就算目前财力各异，地位有别 ，但你们从本质上就是一伙儿的，因为追求相同。否则，两人都穷得叮当响，或者都富得流了油，那也没用，道不同，就不会跑在一条路上。一切皆归结于此：你想要的世道到底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