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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院秉公裁决,劳荣枝大意了!警惕共犯同罪,轻口供方显公平!

发表时间:2023-10-12 23:03:39

最高院先后被劳荣枝的代理律师称赞,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最高院体现的淋漓尽致!


劳荣枝的刑辩律师吴丹红,在上交20万字辩护意见书之后公开表示,最高院让他感受到了对律师的尊重。

劳荣枝的名誉权律师熊达表示,他在上交证词的过程中,除了感受到最高院的法官那精湛的专业知识,还感受到了他们身上散发的那种使命感。

对于律师来说,名利之心不应该凌驾于使命感和责任感之上,对于司法机关来说,更应该抛弃名利、依法办案。

但在现实当中,想要做到这些看似最低的要求,却相当不易!

聂树斌被冤枉成强奸杀人而冤死,真凶出现之后,本应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罪重的法院,极力说真凶不是凶手,平反其实并不容易。


劳荣枝没想到的三件事

劳荣枝没想到自己会被抓到。或许有人会觉骄傲外,其实这就是人性。很多逃犯在逃亡多年之后,尤其是一二十年以后,思想上势必会放下一些戒备。

厦门警方是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发觉了劳荣枝,劳荣枝自己也表示,她知道现在有人脸识别,所以她一般都会躲过,可她最终还是被识别出来了。

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再狡猾的狐狸总有露出尾巴的那一天,从劳荣枝被抓之后不承认身份上来看,很明显被抓出乎了他的预料。

有人说这么多年,劳荣枝早应该做好了充分的心里建设,可从她被抓之后拒不承认身份以及供述了大量之前法子英未交代的事情来看,很显然她并未对此做太多的功课,或许她就没想到自己会被抓到。


劳荣枝没想到自己会被判死刑。在庭审的过程中,当劳荣枝看到公诉方对她极为不利的举证,她明显慌乱了,她也不出意外地进行了大量的翻供。

公诉人说她是在狡辩,可她被采纳的口供又何尝没有太多的客观证据相互印证,公诉人本来就是找犯罪证据的,他们没理由帮劳荣枝说好话。

劳荣枝或许真的很聪慧,但她对司法过程还是不了解的,在经验丰富的办案人员面前,她就是一只小白鼠,崩溃时也只能用“我不记得了”来释放压力。

她又何尝不是真不记得了,谁还能记得20多年前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更无法记得其中的细节,甚至当时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硬盘还有储存期呢!


劳荣枝没想到“后院起火”。吴丹红和熊达都是劳荣枝家属聘请的代理律师,他们本应该齐心协力为劳荣枝争取轻罪或无罪,可现在他们二人却开始相互拆台。

二人矛盾公开化还要起源于吴律师直播时表示,熊律师不是劳荣枝的刑辩律师,并且表达了对熊律师的某些行为并不认同的观点和态度。

随后熊律师就接连反击,先是说功劳和荣誉应该给勇敢站出来作证的证人,又说吴律师辩护重心不对,还纠正了吴律师对本案司法程序的质疑。

近日,熊律师更是透露,吴律师正在全力否定新证人的证词,而吴律师本该拥护这份对劳荣枝极其有利的证据,这也让外界看了劳荣枝代理律师们的笑话。


熊律师表示,从常理上讲,刑事辩护人应当努力尽自己的一切可能,证明自己所代理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但是劳荣枝案,却出现了令人惊掉下巴的一幕。

劳荣枝的辩护律师(吴丹红)正在尽一切可能,想尽一切办法,挖空心思,努力地证明一个证据是假的,是无效的,这个证人是不适格的。

不知道劳荣枝知道这一切会作何感想,她已经成为律师们争名逐利的工具,正所谓后院起火殃及池鱼,劳荣枝本就命悬一线,哪能经得起这种动荡。

这一切或许她会很意外,她起初单纯地无条件信任了本案人员,随后又无条件地信任了代理律师,或许她不知道的是,只有她的家人对她才是最纯粹的帮助。


纯粹或许并不常见

我们所说的司法公正和公平正义,其实就是想要的一种纯粹的司法环境,法律条款是纯粹的,执行法律条款能否做到心无旁骛?恐怕很难!

冤假错案还历历在目,真凶浮出水面之后的平反过程更是异常艰辛,永远不要把所有希望押在人性上,最难揣测的就是人性,相比较而言,最高院才是司法领域最纯粹的一方。

劳荣枝的代理律师的相互撕扯,其实已经把他们的遮羞布撕了下来,无论说得再好,他们都是有私心的,也都不是纯粹地为当事人服务。

民众也是不纯粹的,尤其是那些动不动就喊杀或喊冤的人,他们已经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来看待这个案件,说到底,这个案件唯有最高院的态度才最值得信任,也是最纯粹的一方。


既然大家在追求司法公正的态度上是高度一致的,可司法公正又是一个极其纯粹的事情,那些不纯粹的人又怎么去轻判纯粹的事情?

核准死刑的话,认为劳荣枝罪不至死的人不高兴,不核准死刑的话,支持劳荣枝死刑的人也不中意,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势必有一部分人是不认同的。

能否让所有人都中意?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就像绝大多数人都喜欢钱,可有些人却视金钱如粪土,想要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其实是一件极其难的事情,更何况质疑很大的死刑案件。

要想让案件的全过程相对更加纯粹,就要用破案率等去考核办案人员了,就像马上中考的学生,考前会有一部分人因为成绩太差而被分流,变相提高升学率。

共犯不意味就要同罪

劳荣枝和法子英是共犯没有太大的争议,但是不是因为共犯的身份,共犯中的所有嫌疑人都要接受相同的惩戒?答案是否定的!贡献既然有大小之分,犯罪也有作用大小之分。

一方认为,劳荣枝和法子英是共同犯罪,不管受害人最终是谁杀的,他俩缺了谁也完成不了,所以他们必须共同为受害人的死负责。

但在法律证据面前,我们需要有超越正义感的确凿且充分的证据的存在,法律规定,在共同犯罪当中,应该跟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地位和作用,区分共犯的罪责,但在本案当中,并未对共犯的严格区分进行划分。

从目前的已知证据来看,能够证明劳荣枝的绑架罪和抢劫罪,无法证明他的有意杀人罪,如果还要以此来认定劳荣枝的死罪,这其实就远离了公平和正义。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要求要充分考虑共同犯罪嫌疑人在案件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差异,区分主犯和从犯,即使都是主犯,也应该区分主犯当中犯罪最严峻的。

简单的来说,即使是共犯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区分他们罪责的大小,这也是司法公正的体现,不能说谁是共犯谁就要一起承担最重惩戒。

在最高院的政策当中,明确提出了要根据共同犯罪嫌疑人在案件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来区分对待犯罪嫌疑人。

在本案当中,一审和二审的裁决其实都明确说明了劳荣枝的地位和作用要比法子英小,但这仍旧没有进行主从犯和罪责的严格区分。


关于主观恶性的认定,办案人员认为,“劳荣枝想一把火到了房子,模模糊糊感觉到法子英杀人了,顾不上别人”等,都是其主观恶性深的体现。

实际上,劳荣枝的这些说法并没有相关证据予以支持,从法律意义上来说,这些只是一些孤证,而且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谋财,现有证据也能够证明,没有证据显示劳荣枝还有谋杀的意图。

关于人身危险性的问题,劳荣枝自从离开法子之后,开始学起琴棋书画,还养小动物,学着健身,喜欢跳肚皮舞,更是再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这又怎么能够看出他的人身危险性?

原本控辩双方关于劳荣枝是否是被法子英精神操纵和胁迫的就争辩不休,如今脱离了法子英的劳荣枝完全展现出一个正常女子的生活行为,又如何说他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


认定劳荣枝有意杀人罪的现有证据得到了外界的很多质疑,和很多事实和实物证据不吻合。因为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只能证明劳荣枝和法子因共同谋取财富的动机。

而且从现有证据来看,除了合肥案当中的殷某华没有被认定具体凶手是谁,其他六个人都是法子英杀的,除了小木匠被杀之外,其他几个杀人过程劳荣枝均不在场。

可见劳荣枝在受害人死亡的因果关系上,所起到的作用非常小,辩方也一直强调法子应实行过限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怀疑。

毕竟法子英的杀人并不是发生在抢劫的过程当中,而是发生在抢劫之后,此时的劳荣枝也离开了现场,依法应该降低劳荣枝对受害人死亡的法律责任,而不是认定他为有意杀人罪。


至于公诉人所说的劳荣枝将受害人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导致了受害人的死亡,所以劳荣枝也要负同等的责任。可常州案的受害人并没有死。

也就是说,就算劳荣枝把这些受害人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但死亡并不是这些受害人唯一的结果,导致受害人死亡的根本原因是法子英的行为。

这恰恰也能和法子英实行过限相互印证,就算劳荣枝要为这些受害人的死亡负责,也绝不应该负有意杀人罪的责任,这种认定已经远离了法律的公平精神。

说到底,认定犯罪嫌疑人的某种罪行,靠的不是一些逻辑推理,而是实实在在的客观证据,这才符合法律精神,也能够最大限度的维护司法公正。


靠人言定罪不利于法治社会的进步和进展

在本案的众多质疑和争辩当中,有关于对口供和证人证言的采纳问题,一直以来都是辩论的核心,而这里存在的司法实践的事实,也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在我们的司法审判全过程当中,已经明确表示要“重证据、轻口供”,为什么要重视(客观)证据,这就好比数学题一样,1加1就是等于2,不给弄虚作假的机会,这也更容易体现公平公正。

为什么要轻口供?这其实也非常明显,这就好比一篇作文,不同的阅卷老师,或许会给出不一样的分数,所有人的答案永远不会是完全相同的。

法律是极其严谨的,司法审判更需要滴水不漏,做到绝对的公平公正,对于没有唯一性的、模棱两可的答案,就不适合用来给被告人定罪和量刑。


以口供为例来说,不仅仅是劳荣枝和法子英,谁能够保证每一个犯罪嫌疑人所说的话都是真话,这无论从逻辑上还是现实当中都是不可能的,就连孩子犯了错都会找理由圆场。

所以法律才会规定,口供也需要其他相关证据相互印证才能够被采纳。再者说,公诉方本来就是找犯罪嫌疑人犯罪证据的,从他们的职责来看,如何做到对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一碗水端平?

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会想方设法的采纳,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实践当中往往不会被认可,劳荣枝案就完美体现了这一情况。

甚至连辩护人提供的相关证据也都被一一否定,而像辩护人提供的字迹鉴定书这样合理怀疑,更是直接被忽略,我们在二审裁决书当中根本没有看到对此进行过相关的回应和说明。


从职责上来看,公诉方就是挑犯罪嫌疑人毛病的,辩护方就是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双方的职责让他们必须处于对立面,这也就出现了吴律师所说的二审庭审过程当中的激烈辩论的场面。

但这里又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辩护人是没有任何公权力的,虽然法律给予了他们在庭审过程当中的合法的辩护权,但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他们的地位其实非常的低。

从法院采纳各方的口供和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中就能够看出,辩护人所提供的相关证据往往很难被采纳,有些甚至连合理的怀疑都不给认定。

而最终导致的事实就是,很多质疑也由此向外传播,也造成了舆论上的争议,从而给案件最终的核定带来一定的影响,从根源上来说,其实就是司法机关如何回应质疑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拿数据说话比较有说服力,对于口供和证人证言来说,拿出具体的字句比对事情大概的描述更有说服力,比如本案当中,幸存者所说的劳法二人商量的细节,劳荣枝说的放火烧房子等具体的话。

要知道这些案件已经过去了20多年,对于绝大多数的一般人来说,怎么可能对2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记得滴水不漏。

就拿常州案的幸存者来说,他怎么会对起初法子英和劳荣枝的一举一动记得那么清楚,况且他在说劳荣枝和法子英二人商量这个细节之前其实有过两次改动。

原本大家对于这些口供和证人证言就有很多的质疑,在新证词曝光之后,似乎也验证了大家的这些质疑,很多人又开始攻击新证词。


而本案的新证人已经明确表示,他所提供的这份新证词,最高院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可以当做人民监督材料来看待,更是可以充当合理的怀疑。

而且最高院的工作人员也给出了理由,因为证词当中所描述的很多事情和现有的实物证据并不矛盾,现有的实物证据也无法反对正词当中所提到的很多事情。

退一步来讲,为什么幸存者刘某改来改去也没有经过质证的证词就能被采纳,而新政人在20多年前所记录的内容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怀疑,难道就因为刘某是参与者,新证人是听说的?

在采纳证人证言的时候,并没有说要以证人的身份为标准之一,确定是否采纳证词,所有的证词和口供其实都需要其他相关证据的印证。

目前比较大的争议是,给劳荣枝定罪的证据过多的是口供和证人证言,而有相当一部分口供和证人证言又没有与相关的实物证据和客观事实相吻合。

尤其是在给劳荣枝认定有意杀人罪的证据当中,没有一个确凿的实物证据,反而充斥了大量的推理性言论,如果被告人因此而被执行死刑,是有悖法律精神的。

而对于所有人来说,这也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还记得慈利县赵某香事件吗?尸体上的伤痕至今没有说法,案子也不了了之了,这都是教训。

犯了罪就应该挨罚,但也应该合情合理,过轻或过重量刑都会失去公平公正,也会让大众非常没有安全感,不要因小失大,维护法律权威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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